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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闻帮助张海超“开胸验肺”的郑大一附院,遭到河南省卫生厅批评,还被立案查处,原因是其违法做出尘肺病诊断。

不知为什么,听到这一消息,眼前立即浮现出一个人的名字:杨永信——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戒治中心主任,因为对网瘾青少年采用电击疗法而备受争议。

此前不久,卫生部发出通报,叫停了电击治疗网瘾。且不论通过电击实施厌恶疗法在学理上是否说得通,单以程序而论,杨永信的电击疗法属于“新技术”,并未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,也未向有关卫生行政部门申报,其使用的机器更没有相关许可证,实有违法的嫌疑。

然而,按照CCTV《新闻调查》的报道,杨永信目前的改变似乎不大——只是换了台机器。医院、当地卫生部门也并没有怎么找他的麻烦。他仍然陶醉在自己的成就感之中——网瘾青少年在治疗中纷纷哭着跪倒在他脚下。

与杨永信的一系列程序瑕疵相比,郑大一附院的医生实在算得上“良民”了。他们通过病理诊断,让张海超确认了自己的病情。所不幸的,是他们在揭开事实真相的同时,还揭开了一批“无良”官员/医生的遮羞布,让他们原形毕露。

这怎么得了!在中国,有些事情是可以做,但是不能明着说的!

这也注定了郑大一附院会被“秋后算账”的命运。

杨永信则不同了。他的电击治疗吸引了大量网瘾青少年的父母,还曾吸引了市领导的参观,可谓名声响当当,“门面”一块。如此的“形象”,自然是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什么立案查处了。否则,以前的事情怎么说呢?

令人欣慰的是,网络舆情几乎一边倒地支持郑大一附院。

不过,也有少数“不和谐”的音符,例如北京大学免疫学系王月丹博士的两篇(http://immunohealth.blog.sohu.com/129598939.html    http://immunohealth.blog.sohu.com/129800216.html)。

如果王博士不是哗众取宠、刻意炒作,或者被河南省卫生厅收买。那么,作为王博士的校友,我不得不感叹:北医人文教育的质量又下降了。

首先,我坚信,一个价值判断的基础是对事实足够清楚。

王博士认为:郑大一附院“已经通过X线检查作出了诊断,开胸其实没有任何价值了”。其实不然。

笔者曾通过电话采访过张海超。他回忆开胸验肺前的情景是:当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做出“不是尘肺”的结论后,他前往郑大一附院,医生本来认为张海超是尘肺的,但当他们看到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“权威”结论后,却又犹豫了。对于张海超,这时候是有些彷徨的:医院跟医院之间诊断结果不一样,我该听谁的?

在这时候,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病理诊断,是让作为患者的张海超确认自己到底是什么病,何谈“没有任何价值”?!事实上,张海超听到手术结果后最大的感觉是“有点安慰”——终于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了。

其次,王博士认为“开胸验肺并不能为患者带来医学意义的好处”,而“医生的职责应该回归医学本身,解决医学问题”,所以“开胸验肺”的医生“是不能原谅的”。

我承认,这确实很“医萃主义”。只不过“萃”的太假了,甚至完全误解了“医”的内涵。

世界卫生组织对“健康”的定义是什么?生理、心理、社会适应性的良好。医生作为挽救健康的专业人士,能完全抛开社会问题么?

不过,王博士好像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社区医疗理念不大认同。好吧,我换一个,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经说:医生有三大法宝——语言、药物和手术刀。语言为什么成为“法宝”?因为医生不仅要为患者答疑解惑,还要鼓励患者、安慰患者、开解患者、帮助患者,在精神上给予患者对抗疾病的勇气和力量。

当面对张海超这样一个患者,如果王博士你是一个医生,你会用什么样的“语言”法宝呢?你会劝告张海超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就听职业病防治所的结论吧?还是你会让张海超忍气吞声,自己掏钱治尘肺?还是你会让他上访?他可是上访多时了。

如果“医萃”真是如此,那实在是不配做作希波克拉底的传人,更侮辱了“医”的内在人文精神!

的确,政治家最有医治社会的责任。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卸去“医治社会”的责任感。为不公正的事情呼吁、帮助该帮助的人,不正是社会每一份子所应做的么?社会不是因此才变得有人情味么?怎么有“仁心仁术”之称的医者却退缩了呢?

与如此“医萃”相比,郑大一附院甘冒卫生厅批评之风险,让张海超明白真相,确实是“勇者”了。

与如此“医萃”相比,北京地坛医院的蔡皓东医生确实不够“纯”。这位蔡大夫多年以来从未停止过对肝炎患者的支持,也从未停止过呼吁消除乙肝歧视。她并没有停止在所谓“医学”的圈子里,但她似乎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。而不是尊敬那些自闭在实验室中、手术台上、书桌电脑前的所谓“医萃”。

当然,我也明白王博士为何会有如此的“医萃”认知。因为他认为医生就是“人体的修理工”,而完全忽略了医者对患者的真正意义,更忽视了每一个患者在面对医生时的期盼与依赖。这跟当前某些医学院校人文教育之堕落,是大有关系的。所以,倒也不能完全责怪王博士。

最后,如果很庸俗的说,“开胸验肺”能让张海超获得来自于企业的赔偿,而这赔偿是他应得的。那么,医生的行为无疑实现了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公正分配。毕竟,三期尘肺的持续治疗费用不菲,王博士是肯定不会出这笔钱了,难道让张海超学习极端人士去偷去抢去自杀么?

最后的最后,我想说,中国的医改纵然需要“医萃主义”,也是需要真正的、传自希波克拉底的“医萃主义”。如果医生还是以“独立”为名,漠视患者的痛苦与无奈,才是医改的最大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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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京京

刘京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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